刑诉238条内容

刑诉238条内容的相关问答

刑诉发回重审的情形包括什么 (一)

最佳答案1、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公开审判规定的。2、案件中需要回避的人没有回避，违反了回避制度要求的。3、对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有剥夺或者限制情况，可能会对公正审判造成影响的。4、组成的审判组织不符合法律规定。5、存在其他违反有关法律规的的诉讼程序，可能会对审判结果的公正造成影响的。

一、刑诉发回重审的情形包括什么

发回重审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第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通过裁定的方式，撤销原判，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包括两种案件：

1.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

2.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所谓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包括：

(1)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如，案件性质不是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犯罪嫌疑人也不是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但在一审中没有实行公开审判。据以定案证据没有当庭质证等等。

(2)违反回避制度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中及有关人员依法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例如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或者其他应当自行回避的人员没有回避等。

(3)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如某审判员在庭审中未允许被告人进行辩护或者最后陈述;未依法为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对当事人、辩护人关于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申请置之不理或无理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民事赔偿要求未依法受理等。

(4)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如，不具备审判员、助理审判员或人民陪审员法定资格的人参加合议庭;实际参加法庭审理的法官与法律文书中署名的审判长、合议庭成员不一致;审判委员会在委员未过半数的情况下研究并决定案件等。

(5)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上述两类案件，无论原来第一审是适用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都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对于因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不能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但对于个别证据不清楚，有疑问的，合议庭可以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检察人员认为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原审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延期审理。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切实纠正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重新审判后的判决，仍然是第一审判决，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依照有关规定提出上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抗诉。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从收到发回的案件之日起，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二、相关法律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

(二)违反回避制度的;

(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38条中，就二审法院可以将刑事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新进行审判的情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要注意，对于那种原判决的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充足的情况，既可以是在查清事实后由二审法院作出改判;同时，也可以是直接裁定撤销原一审法院作出的审判结果，直接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什么没有酷刑呢？ (二)

最佳答案三、中国关于反酷刑的立法及相关保护措施

（一）中国反酷刑立法

如上所述，不少国际条约含有反酷刑条款，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却是其中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之一。联合国安理会从1984年10月开始适用该公约，1986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它；198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批准了该公约，1988年11月3日该公约开始对中国生效。除此而外，中国还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目前正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第4条第一、二款分别规定：“每一缔约国应保证将一切酷刑行为定为刑事罪行……”。“每一缔约国应根据上述罪行的严重程度，规定适当的惩罚”。这就是说，各缔约国应当在自己的刑法典中增设各种具体的酷刑罪并附设法定刑。据此，作为已经签署和批准了该公约的主权国家，中国业已通过一系列国内立法作出了反酷刑的照应性规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国刑诉法典和刑法典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强化人权保障和反酷刑也是其修改目的之一。据此，中国现行刑法典通过六个法条，设立了七种涉及酷刑的犯罪。即，根据中国现行刑法典第238、245、247、248、254条和第443条的规定：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者，构成非法拘禁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本罪的，从重处罚”。

――“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者，构成非法搜查罪：“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本罪的，从重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者，构成刑讯逼供罪或暴力取证罪：“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刑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从重处罚”。[18]

――“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关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员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者构成虐待被监管人犯罪：“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刑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者，构成报复陷害罪。

――军职长官“滥用职权，虐待部属，情节恶劣，致人重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构成虐待部属罪。

除了上述罪状、罪名规定外，对此七种酷刑犯罪，我国现行刑法相关条文还逐一设定了相应的法定刑。表明我国业已认真而全面地履行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第4条规定的国内相关立法义务。

我国现行刑诉法典第43条也就以刑讯逼供的方法非法收集证据的酷刑行为作了明确规定。该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除上述法律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中也含有若干禁止酷刑的法律规定。

（二）中国有关反酷刑措施

自批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以来，除相关立法外，中国还采取了下述多项措施来预防和反对酷刑。包括：

第一，废止“收容审查”制度。中国刑诉法在修改前曾经有过“收容审查”规定，最初，它本是用作维持治安秩序的行政处分，但这一规定确曾使得许多人未经指控而被关押。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几次“严打活动”中，“收容审查”制度更为公安机关广泛使用并一度失控、以致成为中国的主要人权问题之一，曾遭到国内外人士的广泛批评。[19] 显然，这一制度不仅有悖《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也属于广义的酷刑行为。特别是在面对嫌犯的场合，容易发生刑讯逼供等酷刑犯罪问题。加之，这一规定太过方便拘禁任何人，特别对那些批评、举报过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人、控告人等不利。因而，这一制度的废止，可谓中国履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的重大进展。

第二，通过酷刑取得的口供或证据无效的规定。为了更加卓有成效地防止酷刑，除了中国刑法典第247条的规定和刑诉法典第43条的规定以外，中国还在刑事司法程序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司法措施。即以由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6月29日发出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形式，制定了明确的补充规定，确认以酷刑方法取得的口供和证据无效。

第三，改革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1982年发出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一试行办法又源于1957年国务院的《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在此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这一制度主要适用于那些实施了违法行为但对其还不足以科处刑罚的人。为了通过教育改造他们，国务院决定对这些人采取较刑罚相对更轻的处分――劳动教养。然而，事实上，由于立法的疏漏和执行过程中的错误，反而产生了不少问题。例如，从遭受劳动教养的人被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期限及限制程度可看出，这种惩罚比之因适用刑罚而被判处两年管制刑或拘役刑者实际上更加严厉。中国的管制刑上限为2年、下限仅3个月；拘役刑上限6个月；下限仅1个月。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可达1～3年；必要时，还可以再增加1年。[20] 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发现了如下案件：即批评或投诉了某个公安机关的人则被公安机关决定劳动教养。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和事实表明：改革这一制度势在必行，否则，难以确保公民基本人权，对那些针对公职人员的批评人、控告人、申诉人或举报人来说，更是如此。

基于上述理由，自从完成了现行刑法典的修改以来，中国立法机关一直在尝试着制定一项新的法案或一项新的劳动教养条例。过去几年间，有关立法机关一直在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例如学术机构、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各级国家机关，包括正在适用着这一制度的公安机关的意见。各界人士已经提出了大量的立法建议。其中，多数人主张在保留现有劳动教养制度基础上改革之。例如有人主张在大中城市设立“治安法庭”，专门负责审理由治安部门提请审批的劳动教养案件。[21] 少数人主张在废除现有劳动教养制度基础上改革。例如，有一种观点主张：对于违法行为不足以构成犯罪的人可给予治安行政处罚或“保安处分”：对那些行为已经构成轻微犯罪而毋需刑罚处罚的人，就可以采用这种保安处分――而此类“处分”规定可以被增设并包容于现行刑法典有关保安处分专章之中；也可以另行草拟专门的保安处分法。例如现行的劳动教养处分就可以经改造后植入现行刑法典或专门的保安立法中，并名之为“劳作教养处分”或“强制收容矫治处分”。它与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本质不同点在于：前者须由法官判决；后者却在事实上由公安机关裁决。在教养的方式、期限和地点上，前者既是法定的，又富有弹性――处罚期限将根据受处分人的自新状况及对社会的危险程度酌情增减；而后者既非严格意义的法定，又失诸相对固定和僵化。[22]

第四，匿名举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制度。所谓举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举报一般违法案件、刑事犯罪案件、违背党纪、政纪等各类案件。“匿名举报”，显然有利于国家对举报人的保护，否则他们可能因其“举报”遭到公职人员的报复。特别是公职人员通常掌握一定公职权力，这就使其存在将其报复心理外化为酷刑或其他残忍行为的客观条件。而这种行为是违反现行刑法典第254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者将构成报复陷害罪。为此，匿名举报制度的规定，显然不仅有利于对大小腐败官员的进一步披露和揭发，而且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对举报人的权益保护。

第五，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和执法的监督。过去几年间，关于对《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的执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而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和执法的监督，很有必要。经过多方努力，过去数年间，中国已在涉及或可能涉及酷刑的案例审判及监督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例如，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度公报，1999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共收到123件由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议案或提案。对此，最高法院已在规定期限内全部处理或作答完毕。同时，1999年间，全国人民法院共审理了6，788件国家赔偿案件，比1998年增加了8％。1999年全国法院还审理了96，793件再审案件，其中21，862桩案件被改判。考虑到人民群众告状难的情况，全国各级法院都设置了“院长公开接待投诉日”。1999年间，全国法院共收到和受理了一千零六十九万件公民投诉案件。同年，法院审决了14，069件由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其中，3，185项判决已经由人民法院改判；3，751项判决被维持；951桩案件已经由检察机关撤回抗诉；1，429桩案件被发回原审法院再审；4，753桩案件由人民法院调解解决。[23]

最后是大众传媒对司法与执法的监督。过去几年间，中国各种大众传媒也加强了对执法的监督――特别是涉及到对有关人权保护的监督。许多有关报复陷害、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对被拘禁人的肉体惩罚和虐待案件等，都是由报纸、杂志或中国网站上的网页及其有关书籍曝光的。例如发生在山西省岚县的李绿松因批评县政府当局惨遭酷刑的案件，就是媒体最早发现并披露的。

检察机关自侦工作如何适应 (三)

最佳答案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修改条文逾百条,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都有重要完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更好地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妥善解决了司法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现实问题,对于有效地惩罚犯罪、有力地保障人权、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刑诉法的修改给检察机关自侦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首先应坚持坚决贯彻,积极应对的态度,充分利用修改后的刑诉法中关于传唤、技术侦查等对办案有利的规定,逐步完善侦查措施、提高讯问水平,贯彻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以及律师执业权利,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其次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再次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自侦部门的侦查取证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具体从法条上来讲:第一,修改之前的刑诉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检察机关批准。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第二,修改之前的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的充分的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修改之后的刑诉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修改后的刑诉法的相关规定给检察机关自侦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1、侦查难度系数加大。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自侦部门的侦查工作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还要直接面对律师,而且律师在侦查阶段是以辩护人的身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等活动,这样律师参与诉讼、了解犯罪嫌疑人所涉案情的程序极大地前置,不可否认,绝大多数律师能恪守职业道德,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但亦不能排除少数律师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应付侦查、逃脱罪责。律师在侦查阶段作为辩护人,其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从罪名、犯罪构成要件、刑罚处罚规定、沉默权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指出笔录中不利的供述和辩解,提出如何供述和辩解的意见,甚至教唆犯罪嫌疑人翻供,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极大的阻力。

2、对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侦查取证工作提出新要求。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职务犯罪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要求自侦部门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严格按照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告知其权利义务,全程录音录像要求侦查人员严格讯问方式方法以及讯问措辞,不能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及证人证言,这无疑对自侦部门的侦查取证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对自侦部门干警的业务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3、犯罪嫌疑人普遍存在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由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以辩护人的身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其参与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的辩护、代理环节极大提前,一方面,这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需要,另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初期,是办案机关突破案件的最佳时机,在这一阶段,有了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无疑吃了定心丸,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可以大大加强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的能力,而且法律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运用沉默权,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或者避重就轻,只交代自己最轻的或者与犯罪无关的问题,以逃避法律制裁。检察机关自侦部门适应新刑诉法相关规定几点建议

1、全面转变当前的侦查观念和侦查模式。正确面对刑诉法修改,牢固树立证据意识、人权保护意识,处理好办案质量和数量的关系。切实加强自侦部门办案人员的证据意识,牢固树立"以证据为中心、以审判为目的"的观念,提高将客观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的能力,学会用证据说话。对案件的查处,不能急于求成于接触犯罪嫌疑人,善于经营线索,全面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材料和信息,防止犯罪嫌疑人洞悉办案意图,毁证灭据、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

2、切实研究讯问方法、提高讯问水平。本次刑诉法修改对讯问有利的规定是,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可延长至24小时,这为第一次讯问争取了时间,使拘留前办案时间的紧张得到了缓解,但即便时间有所延长,仍然要提高讯问水平,才会真正解决审讯难的问题。要重视初查,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的复杂性、智能性特点日益突出,针对当前刑事犯罪隐蔽性大,初查工作须秘密进行。侦查机关必须有目的地收集与案件有关信息资料,刑事犯罪案件在初始阶段往往证据较单一,所以一旦出现直接与案件相关的物证、书证等证据,必须高度重视,快速收集、查扣,以防毁灭转移。

3、灵活、审慎、及时适用强制措施。修改后的刑诉法对监视居住和逮捕等强制措施有了较为细化的规定,立案后首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既是法定程序,又是决定案件成败的关键。侦查人员既不要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能作有罪供述,又不能流于形式。要充分运用已收集掌握的证据,打消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摸清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关注其言行和细节,寻找适当时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进而发现新的线索和取证方向。

4、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修改后的刑诉法第14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随着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普及,职务犯罪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有组织化,犯罪手段也更加狡诈、隐蔽,犯罪分子反侦查手段不断增强,许多"一对一"的犯罪如受贿,不借助技术侦查手段,很难侦破。

劳动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有哪些？ (四)

最佳答案隐私权的具体规定在侵权责任法。

第二条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第三条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五条

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隐私权是一种基本人格权利。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上还未完善，依然还是个争议的话题。

隐私权有以下四项权利：

（1）隐私隐瞒权。隐私隐瞒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进行隐瞒，不为人所知的权利。

（2）隐私利用权。隐私利用权是指自然人对于自己的隐私权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

（3）隐私维护权。隐私维护权是指隐私权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权所享有是维护其不可侵犯性，在受到非法侵犯时可以寻求公力与私力救济。

（4）隐私支配权。隐私支配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隐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

虽然我们无法避免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但是我们可以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这些难题，积极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措施。黑律帮网希望刑诉238条内容，能给你带来一些启示。